“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改变那种单方位地讲故事，改变那种‘高头讲章’的形式，要呼唤一种互动的文化气氛出来，从诸子百家和学生们在稷下学宫以及后来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所保有的探讨的气氛。学生在这里学到的绝不是结论——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种迫切地追求结论的倾向。”
出国讲学时看到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的研究生院里这样的交流方式，对余秋雨的触动很大，“我希望能按这个方向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余秋雨认为，此次问学实际上是个做减法的学问。话题选得很少，谈得很透。“之所以选择这种做减法的方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摆脱那种按部就班的、教科书式的方式。”
北大学生表示，每次离开，身心好像洗了一次澡，轻松了许多。“‘做减法’真是一项大本事，难怪秋雨老师一生能做这么多事情，而且件件都做得那么出色。”
余秋雨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交流，此次问学是一种比百家讲坛要有趣的多的读史方式。百家讲坛的问题是它不能做现场调查，他们可以查收视率的，但是余秋雨的民意测验现场就可以出排名，第一名是谁第二名是谁，很有价值。“因为它留下了此时此地 80后生人和杜甫的对话，这是不能重复的了。到他们老的时候，也就不是这样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关文化感悟的记录。”
北大的一名学生课后说过：“课堂上的互动是最大的享受。‘百家讲坛’的必然衰落，就因为没有精采互动。”对教师来说，把握互动很不容易，需要有最快速的领悟，最敏捷的反应，最恰当的梳理。“余秋雨老师在这方面首屈一指。”
余秋雨坦承，这对老师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因为学生水平也很高，他们也看了很多书，查到很多资料。
余秋雨对记者引用复旦大学林向华老师的“文化是一场伟大的对话”来类比自己的这次文化对话史，“林老师讲的是整个几千年的对话。《问学》的对话不伟大，但小小的对话也有它的意义。当年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当年正是由于没有和其他文明产生过对话才逊色了很多。文化的传导、文化的思考、文化的延续、文化的传播，都是以这个气氛为基准，没有这个气氛就是没有水了，没有水，它的草、鱼、微生物，都无法生存。文化就是追求这种气氛，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余秋雨先生的文采当然是无可挑剔的，华彩明丽的辞藻，工整通畅的行文。然而，文字上的尽善尽美毕竟是一种可修炼、可学习、还可虚张声势的“技”，文字承载的社会责任感、紧迫感，才是最真实的力量。文字，因为真，才会苦。
诗化的笔触如果悲怆，对话的叙事则可以流畅。这本用最具个性的文笔精心淬炼的华夏5000年文化史，余秋雨本人对其目标定位是：以对话方式出现的中国文化史。
从行者散文写作到中国文化史创作：有没有旧瓶装新酒的，换汤不换药呢？想必又会引起文坛一些人的唾沫飞溅血雨腥风。但的确再没有人可以像余秋雨那样凭借自己的非凡学养与才情打通了学术与文学之间的隔阂，带给读者那么多的通透性和现场感，让人穿透历史迷雾的画面，在宏大的轰动和争议背后追寻真正的文化坐标。
既然，散文真的可以写出历史的重量。那么，这本书可以算是中国文坛首部“散文式”的文化通史。文化，不管在哪个时代哪种文明下，都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精神感召，是超越一切政治因素与社会习惯真正为一个人的本源与根基写下定义的力量。
据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的《道德经》。余秋雨先生曾在“秋雨时分”中，“对世界各地的华语观众说，老子的话虽然难懂，我也要领着大家读几段，让大家体会一下用中文来表达哲理时的那种无可替代的节奏和音韵。”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对文字有着天然敏感的余秋雨表示，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
当代台湾作家白先勇先生曾在分析余秋雨文字时说：“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重新唤醒了，或者说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也许你也可以在《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史》里找到白先生这个解读的源头。
